武装清剿土匪及维护社会稳定（县委历史第一编第五章）

仇福海

第五章

武装清剿土匪及维护社会稳定

   富裕县委、县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党组织和建立人民政权工作中，开展了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镇压残匪活动。富裕县境内的土匪早在伪满洲国以前就有，他们以流窜为主，到处打家劫舍。1945年8月15日光复后，伪残余警察、特务勾结这些土匪、地痞、流氓到处骚扰破坏，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网络的主要对象。当时富裕县土匪多达37股，土匪1 7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4.1%。福合区华地房子（今绍文乡团结村）有20户人家，其中19户人家有当土匪的，仅一户没有人当土匪却还与土匪有亲属关系。这些土匪有花蝴蝶、天边好、占江北、天元、占江西、天下红、占中央、三军、占江龙、草上飞、仁义、天龙、紫金山、新中华、九山、中国、天帮、七点、局红、金甲龙等，这些流匪大都活动在依安、林甸、富裕一带，匪徒时多时少，匪绺之间时聚时分。

    1946年4月，富裕县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时，境内有土匪2 000余人。这些土匪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勾结，充当国民党的帮凶，给富裕县民主政权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危害。当时在富裕县势力最大的土匪绺子是以王洪儒为匪首的“东霸天”，有匪徒达400多人。   

   按照东北局、嫩江省工委的指示，富裕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残匪的斗争，富裕县剿匪斗争大致分为武装围剿土匪和清剿和镇压残匪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武装围剿土匪阶段，以苏联红军和我主力部队为主，重点对大股土匪进行围剿。第二阶段是清剿和镇压残匪，以县公安大队为主，对溃散的小股土匪和零散匪徒进行清剿。

一、武装围剿土匪

194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剿匪指示，指出迅速清剿土匪“是当前的战略任务之一”，各地应集中兵力清剿土匪。“清匪最根本办法是深入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实行基本群众之武装自卫。只有这样，才能根绝匪患。”6月4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自敌军占领四平后，潜伏的土匪开始大肆活动，为迅速建成东北根据地，必须加强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各地要抽调部分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彻底剿匪，要抽调最大数量的人员去做群众工作。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作出《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示各地“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消灭土匪，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的斗争”。7月25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抽调兵力进行群众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和五分之三的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清剿土匪，以最大力量建立根据地。 9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指出，由于主力部队将集结准备与蒋军作战，各省应全面部署今后剿匪工作，迅速消灭现有的大股土匪，巩固后方。

　　富裕县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嫩江省委和西满军区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把武装围剿土匪作为主要工作来部署，积极配合部队，对活动在富裕县境内的大股土匪进行围剿。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200多名官兵进驻富裕县协助我部队剿匪。在与匪徒争夺富裕县城时，苏联红军将国民党委任的张文焕县长手下的匪军保安队150余人全部缴械，给群匪以沉重的打击。1946年6月，嫩江军区派出一个骑兵团，负责甘南、富裕、林甸的剿匪任务。常驻富裕的有两个骑兵连，一个连驻乌裕尔河南的万发屯，另一个连驻宁年的杨家屯，团部在富裕县城。直到1947年，骑兵连完成剿匪任务开赴前线。县1个公安大队、5个区中队配合，共同负责剿匪、治安和保卫土地改革等工作。当时我军剿匪的战略原则是：集中兵力、以智克敌、每战必胜，并经常进行夜间奔袭或以逸待劳战术，捣其匪巢。各村也在剿匪部队的帮助下纷纷建立了民兵连，全县36个村都建立起了民兵连，有民兵937人，下发138支枪。

    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土匪及其罪行。采取开大会、出板报、演出文艺节目、发布告、撒传单等形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向广大群众讲明肃清匪患的重大意义，使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剿匪的目的和意义，坚定了态度，深知不清剿匪患的严重危害，与此同时，开好干部会、骨干会（即积极分子）、群众会、重点人（平时表现不好并与土匪有联系）的会议。讲清政策，严格区分匪首和拒不交待罪恶的顽固分子与一般土匪的界限。并要求群众不通匪、不济匪、不存匪、不当匪，断绝匪徒的一切后路，逼迫土匪投案自首。使很多匪徒孤立无援、无处藏身，迫使他们投案自首交出隐藏的武器。在全面发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一个大揭发、大检举的高潮形成。出现了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亲戚之间打开了情面互相揭发，纷纷站出来与坏人作斗争的可喜局面。就连那些作恶多端、顽固不化、隐藏较深的顽匪如“小白龙”匪首王万山、“金山”的李士林、“四海”的郭奎武、政治土匪李贵武等，都在群众揭发检举下，经我公安人员的严密侦察后缉拿归案。

　　在剿匪斗争初期，共挖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匪18人，其中有匪首、光复军、挺进头目8人；向政府主动坦白交待投案自首的一般土匪394人，交出枪械256支，子弹5221发，马212匹。对那些罪恶较轻又能主动坦白揭发，改恶从善的一般土匪，则经教育后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让群众监督改造，从而教育挽救了一批人。

　　人民军队对土匪进行围剿。匪绺“新中华”、“七点”、“文军”、“靠山红”、“丁老客”、“天龙”等在林甸、依安、富裕一带到处乱蹿。驻扎在县城河南万发屯的骑兵连曾与之交火4次。第一次战斗在王江屯；第二次战斗在林甸永和宫；第三次战斗在刘小胖屯，我骑兵连邵连长、通信员及战士等6人伤亡；第四次战斗在前南洼子（永发村）。《东北日报》曾在1946年12月报道：“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有残匪39名携械投降，其中有主要匪首‘七点’、‘局红’、‘天龙’、‘金甲龙’四股土匪的匪首。我军自秋季剿匪攻势以后，匪徒们受到沉重的打击，匪患得到了控制。

　　清剿土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老百姓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说：“共产党为我们搬走了‘四座山’，那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使我们终日不得安宁的土匪这座山！”道出了翻身人民的心声。

二、清剿和镇压残匪

  富裕县在建政初期，武装围剿土匪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一时横行乡里、打家劫舍、独霸一方的土匪势力得到了抑制。但随着富裕县各项生产建设工作的进行及土地革命的开展，土匪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部分潜藏在各地的散匪蠢蠢欲动，伺机活动。为了彻底根除匪患，县委、县政府果断采取了清剿镇压残匪的行动，开展了“挖匪根、除匪患”运动，许多从匪人员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坦白交代了问题。清剿和镇压残匪主要以县公安大队为主。

　　富裕县境内残匪活动的特点：1、“杀回马枪”（反扑）战术，曾被剿匪部队沉重打击过的匪绺，多已销声匿迹，但还有一些“匪性”很顽固的匪徒，死不改悔的匪首，无心接受改造，好逸恶劳，匪习不改，窥视时局伺机东山再起。此时，富裕县正处全面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地革命时期，残匪为破坏土改，纠集余匪杀回马枪，对革命和建设进行捣乱破坏。2、游击（偷袭）战术，在大部队进行剿匪时，匪徒们躲藏起来，他们则采用分散活动的游击战术。加之，土地革命后，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踊跃地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对残匪的破坏和捣乱活动出现了一些麻痹思想。

　　1946年6月，县公安大队在清剿残匪时，接到群众举报，将一贯为匪、严重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土地革命的人称“四大天王”的杨忠礼、黄甲东、赵德林、冯绍武逮捕归案。同时，县公安大队还在三区江湾村召开群众大会，对一贯通匪、窝匪分子陈德忠、刘万宝公开处决。县公安大队在福合村召开群众大会，对严重残害人民生命的“四海”匪首郭奎武进行了公审，并根据群众意见对他的累累罪恶进行宣判，宣布郭奎武死刑时，群众中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剿匪斗争中相继有依东阁、张洪武、李化民等坏分子、匪首被逮捕，为富裕百姓又清除了一大祸根。

　　宁年铁路警护科长吴景瞻，是富裕县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铁霸”，他早期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卖国贼，光复后又投入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他一贯与我党和人民抗衡，受国民党光复军头目尚其悦的指派，率部攻打讷河县城，使我军伤亡惨重，民主大同盟负责人马树长、吴子坤惨遭毒手。由于他一心效忠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作战有功，被国民党提升为师部少校参谋。此后，吴贼更加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东北全境解放后，他为了逃避打击，更名改姓隐居在长春、牡丹江、双城等地，直到镇反运动时，才被我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三大队长刘长仁被抓获，“红枪会”、“黄枪会”、“一贯道”的头目高俊烈、曹俊、李振山等都先后落入法网。富裕县在清剿残匪、打击镇压匪首、地下军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中国数百年来，从清朝、民国、伪满直至解放东北，土匪一直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天天打经常打，就是打不干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坚决地、彻底地将这些曾猖獗多年、对百姓造成严重危害的土匪彻底根除。取得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捍卫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中巨大的威慑作用。

    1946年冬，全县各区又挖出惯匪刘天福、王明德、王忠桥、赵德林、杨春福等6人归案，依法处决。通过这场“挖匪根、除匪患”运动，全县清查出从匪人员88人，清除隐藏武器伺机活动的罪恶多端的土匪60多人，处决了57人，判刑3人。在这场活动中共起出各种枪支130支，子弹29  338发。

三、维护社会稳定

　富裕县解放后，面对国民党建军土匪的造谣破坏，日伪军残余活动猖獗，流氓、赌徒、妓女、地痞、盗徒等四处游荡的严峻形势，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指示，发动群众，拉开了荡涤旧社会垃圾，铲除旧势力的斗争序幕。

锄奸反特保卫人民政权

富裕县在解放后，国民党光复军、潜伏的匪特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地进行捣乱破坏各级人民政权活动，在县内还有一批隐藏较深的反动分子，他们潜伏栖身把反动活动转入地下，暗地里发展组织扩大反动势力，有的伪装积极，进入区、村级领导中。他们有的暗中搜集我党、政情报；有的利用封建会道门，组织反革命暴乱；有的勾结反动地主大搞反把倒算，伺机东山再起；有的还明目张胆破坏生产，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如五区新发村肖家堡肖某，光复后参加了国民党光复军，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混进我公安队。他死心踏地为国民党卖命，多次拉拢群众密谋策反，他的反动行为被群众揭穿后逃跑，还打死一名我保安人员。剿匪时他又跑到蒋统区长春，长春解放后，他无地藏身又潜回富裕隐居，依然不改反动本质。

　　1946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认识，加强保卫工作的领导，健全各级保卫机关，领导群众展开锄奸反特斗争，以粉碎国民党特务为配合蒋军的进攻在解放区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1947年1月又召开了东北地区锄奸工作会议，具体制定了锄奸工作任务、原则、方针及政策。4月,嫩江省公安厅召开了锄奸反特工作会议（简称“四月会议”）。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和省公安厅“四月会议”的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锄奸反特工作。

　　首先开展了锄奸反特工作的队伍建设及训练工作。全县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区、村都配齐了锄奸保卫干部。县公安局从治安股抽调得力干部，专门抓全县的锄奸保卫工作。全县配备了180多人的锄保干部队伍（不包括各区公安助理和区中队的脱产干部）。这些锄保干部是在群众中挑选出来的，政治可靠、工作认真。但是这些锄保干部多数文化水平低，业务又不熟练，适应不了艰巨复杂的锄保工作的需要。根据这些干部的实际情况，对锄保干部采取了集中和分散两种培训方法。县、区两级锄保干部，由县公安统一集中培训，村一级则集中到各区政府，由区级领导负责培训。培训内容分政治思想、业务知识两个方面。先组织他们学习东北局社会部《关于开展锄奸保卫工作》、省公安厅的会议精神和其他方面的文件材料，提高锄保干部的政治素质。针对锄保的业务性质，公安机关挑选出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公安干部，为锄保干部讲课，并提出疑难案例让大家座谈讨论，各抒己见。还将公安局1948年工作任务交由大家讨论，提出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和途经，从而提高了锄保干部们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通过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使这些锄保干部基本掌握了此项工作的政策和业务范畴，克服了做锄保工作的畏难情绪，增强了他们做好锄保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富裕县锄保工作是紧密结合党的土地改革、农业大生产等工作开展的。工作中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提供重大线索，从而破获了张洪武等一系列反革命集团案。1947年末，富裕县土地革命风起云涌，张洪武等人恨之入骨，便伙同李化民（伪警、匪首）、依东阁（特务）三人组成反革命集团。他们购买枪支弹药，又暗地勾结四区大地主蔡奎、陈荣等欲反攻倒算，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在实施反革命计划时，被群众发现并及时举报，我公安机关和锄保工作队将这个反革命集团破获，并在张洪武家起出机枪1挺、长枪10支、子弹数百发。经上级批准于1948年8月10日将张、李、依3人处决，其它反动成员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1949年8月，反革命集团首犯刘太和伙同同案犯杨官堂等4人手持假迁移证明到富裕县落户，县公安局治安股根据锄保人员的报告，调查了解后发现其迁移证明是伪造的，随即派公安战士和锄保人员到群众中了解，得知4人的口音为山西人，并行动诡秘。为稳住4犯，公安机关一面向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发去了公函调查了解，一面派锄保人员以区干部名义上门问寒苦，解决其生活口粮。当我公安部门接到太原回函后，确定4犯就是太原通缉捉拿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县公安局果断将4犯逮捕候审。经县公安局与太原市公安局联合审讯：主犯张景生、化名刘太和，4犯都是山西太原市人，1947年参加还乡团（扫荡队），杀害无辜百姓多人。太原解放后4犯感到大事不妙，便逃到富裕县。他们用的假迁移证明是杨官堂用大萝卜刻的印章盖上的。

　　锄保工作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的阴谋破坏势力，保卫了人民政权，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富裕县在解放后的几年间，社会秩序得到逐步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了安全的保障。

整顿社会治安打击犯罪

自富裕解放后，一些反动分子和历史上有劣迹的坏分子相互勾结、妄图颠覆新生民主政权，寻衅闹事，偷盗抢劫，制造事端，严重地威胁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混乱。

　　1947年9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关、卡、哨、站检查办法》的通令。通令对防范敌、伪、特、匪等坏分子混入解放区及在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此，富裕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公安局主抓，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保卫各级人民政权。县公安局围绕交通要道，近郊和犯罪分子易出没的地方，发动各阶层群众，展开调查了解工作，组成联络网，发挥治安员、街道干部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广泛搜集线索，为更好地打击刑事犯罪，深挖其犯罪根源做好了准备工作。经过群众的举报，了解到犯罪分子夜间出来在城乡间搞盗窃和破坏活动的情况，在城镇抽调了一些民兵，组成夜间治安巡逻队，对重点企业、重要物资仓库和粮食储备点进行巡逻检查，分头把住城乡结合部位、交通要道口，严密控制这些地区。同时对各单位和各村屯的值班、值宿、更夫严格管理，落实安全保卫措施，建立规章制度并在掌握的犯罪分子周围设立耳目，有效地控制了犯罪分子的行动。

　　1948年10月，县公安局进行了一次有主要领导带队的搜查行动，在统一时间里对全县进行一次大规模搜捕。主要搜捕地点有旅店、大车店、重点户及交通重地，这次行动搜查出很多搞破坏活动的可疑分子和盗窃团伙，还搜查出一些隐蔽着的危害社会秩序的隐患，严厉打击了各种犯罪活动，为社会秩序的好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区大河东村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犯罪分子盗走了农民们在土地改革中刚刚分得的牲畜、粮食和衣物，在群众中一时影响很大。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责成公安局抓紧侦破此案，以免影响群众土改后生产和建设的情绪。县公安局接到此案后，迅速出击，在群众的协助下，很快侦破了此案，并一举破获了塔哈、周三、小河东村的多起隐案，将阴谋破坏生产建设的犯罪分子王志昌、崔永久、吴贵林、姜德山等全部缉拿归案。1948年8月14日，县公安局还侦破了一起以张玉良、李子文为首的有9人参加的重大盗窃团伙，缴获了大量的赃款赃物，及时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农业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1949年8月，已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匪首郭奎武之子郭志新，携带盗窃来的手枪和伪造的证明，从辽宁来到富裕县，欲去福合区枪杀村干部，为其父报仇。在旅店，群众发现他鬼鬼崇崇，立即到公安局举报，郭被迅速赶到现场的公安战士擒获。经审讯郭犯对来此报仇供认不讳，并交出了手枪。由于县委、县政府对此次打击犯罪活动十分重视，态度坚决，使破案率直线上升，并挖出旨在破坏社会治安造成混乱的犯罪团伙和以各种教会作掩护，大搞颠覆我民主政权活动的反动分子。

对反动组织成员全面登记

    富裕县在解放前，“一贯道”一度盛行,信徒达数百人，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所操纵，以少数地主、富农、坏分子等封建残余势力为骨干，利用一些群众封建迷信心里进行反共宣传，将反动的口号施以宗教色彩，造谣惑众，欺骗麻痹人民，进行各种破坏和复辟活动。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他们阴谋破坏土改，靠国民党提供的武器，阻击我人民武装，打死打伤干部、战士，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富海村“一贯道”教徒褚殿文和马希山，在土改运动开始时，他俩隐瞒身份，混入贫雇农之中，又伪装积极钻进农会，褚还当上了农会副主任。二犯密谋勾结刘思祥等5名坏分子夜袭了区政府，打死了区干部刘铁成后，欲占领区政府时，被土改积极分子王功让、李春二同志发现，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将几名罪犯逮捕归案。

　　1949年4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强调指出：“全党必须严肃的注意这一问题，加以认真地调查研究，认真发动各阶层群众，孤立少数反动头子。”县公安局依照“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策，对受骗普通道徒劝其退道，对登记悔过的道首从宽处理，对极少数抗拒登记、罪恶较重的头目依法进行了惩处。各级党政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引导宣传群众，使绝大多数群众认识到“一贯道”是害人道，与真正的宗教大相径庭，纷纷退出，开始了新生。

1949年6月1日，为了严厉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在《黑龙江日报》上发布的《所有反动会道门组织一律停止活动》的布告，指令他们立即停止活动，强令他们到政府登记。

1949年6月1日，富裕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对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反动会道门及一切曾干扰破坏我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反动组织成员进行全面登记。这项工作是在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展开的，为瓦解敌人营垒，向国民党在解放区的残余势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现隐蔽的敌人，打击潜伏敌人的破坏活动。县委书记李舒亲自挂帅，组成领导小组，成员为公安局长陆有良、治安股长袁克江、政保股长徐凤池、分局长毛金生等。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并设富路、塔哈、富海和富裕四个登记站，特别是县直邮电、供销、财政、教育等系统都有主要领导亲自抓。针对富裕县国民党特务分布面广，敌情复杂，有一定实力的情况，县委抽调大批干部进行培训，学习有关规定、指示，掌握政策等，落实了行动方案。在政府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各反动封建会道门众徒纷纷到政府各登记站来坦白登记，经过几个月的整治，使猖狂一时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会道门得到了控制。

　　在发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嫩江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号召反动党团分子迅速坦白自首》的布告，布告强调了登记范围与登记政策，劝告那些曾参加党团特务组织的成员“认清形势、深明大义、争取时间、投案自首，争取得到政策的宽大处理。”全县上下各种宣传工具都为此布告大造舆论。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坚持正义，揭发检举隐藏着的坏分子，并对那些拒不坦白登记、假登记和破坏登记的顽固不化分子给予制裁。

    在登记工作开展之初，县委主要领导又明确指出：“反动党团登记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斗争，各机关都要成立机构，由主要领导亲自负责，贯彻求实精神，严肃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反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有始有终地开展此项工作。”在全面登记阶段，有些地方宣传发动工作不够深透，“党特”人员顾虑重重，登记工作受到阻力，为此，1949年6月21日，县委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全县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大胆揭露国民党特务分子。会后，各单位都开展了学习文件、大讨论的活动，推动登记工作。三区国民党骨干分子杨惠民第一个到登记站登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积极揭发了聂士琪、张忠信、姜成庚等人的罪行，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纷纷前去登记，坦白自己的罪行。经过5个月的登记工作，全县已登记掌握120名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这些人当中有军统特务5名，中统特务8名，一般党员49名，挂名党员58名。由于登记工作的开展，使反动党团特组织彻底瓦解，使富裕县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全面的好转。

我必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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